宋孝宗赵昚（shèn）（1127—1194）为南宋第二位皇帝，初名伯琮，后改名瑗，赐名玮，字元永。由于宋高宗赵构唯一的儿子元懿太子夭折，只好从旁系家族中选择赵昚为后继者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，宋高宗让位于赵昚。赵昚在位27年。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他又让位于儿子赵惇。赵昚于绍熙五年病逝，享年68岁。

　　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。他不甘偏安，力图恢复中原，同时改革内政，希望重振国势，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。然而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、主和派的极力阻挠、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，孝宗深感力不从心，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。 

　　孝宗一朝，对外力图中兴恢复，最后却徒劳无功；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，但吏治腐败、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。淳熙后期，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，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，打算让位于太子，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，一时无法施行。淳熙十四年十月，高宗病逝，孝宗决定服丧三年，以“守孝”为名退位。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二月，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，是为光宗，自己退居重华宫，做起了太上皇。 

宋孝宗赵昚《池上诗团扇》22.9 x 24.4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
宋孝宗赵昚《渔父诗团扇》23.5 x 25.4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
宋孝宗赵昚《草书后赤壁赋卷》 纵24.5厘米，横101.4厘米 泥金书 绢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

    《草书后赤壁赋卷》，此卷为宋孝宗赵昚所书，纵24.5厘米，横101.4厘米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　　由于该作之末没有作者的款识，因此对于书写人是谁这一问题，从元代起就有不同的说法：有人认为是宋徽宗赵佶所书，有人认为是宋高宗赵构之作，还有人认为是宋孝宗赵昚手笔。（注：关于书作者问题，元朝的俞贞木认为是赵佶所书，但遭到了同为元朝人黄本等人的质疑。杨仁恺指出，《后赤壁赋》为赵昚作品，并提出了相关论据。具体详见《关于宋孝宗赵昚<后赤壁赋>的几点考察》，载《杨仁恺书画鉴定集》）赵昚学赵构书法很像，几可乱真。从书写上分析，赵昚作字较之赵构，往往落笔凝重不够，结字略显松懈。检视此卷，正有这样的欠缺。再则，赵昚更喜爱苏轼诗文，因此这件草书《后赤壁赋》卷当出自赵昚之手。

　　书法是历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课，它关乎一国之君的脸面和尊严。他们学习、接受诗文、书画之类的传统文化，表示出对文化的崇敬和亲近，这样做有利于稳固统治地位。上述徽宗赵佶、高宗赵构、孝宗赵昚即是例证。

　　在各种书体的书写中，草书最为简洁洗练。一个十分复杂的汉字，可以简略成几根线条；一 件草书作品，只需连续几个动作，连绵而下，便告成功。如果说楷、隶、篆书行笔舒缓，如端人正襟危坐，那么草书则更具动感，兼能含纳激越之情。可以这么说，人人都能写楷、隶、篆书，但草书绝不会是人人都可以写好的。由于草书省去了许多笔画，使空间结构产生了很大变化，更须理清脉络，这对书家的技巧要求就更高、更精。如果不明草理、不依草法，而任墨成形、信笔为体，就难免会产生失误，作品也就会演变成无法辨识的“天书”。草书书写全然是精神化的漫游，是人精神的一种外现。依此来审视这卷草书，我们就会发现赵昚是具备书写技巧的书法家。他以心灵对草书作出深刻体验，使性情与功力相得益彰。

　　在南宋，以赵构为中心，学习书法风气甚浓，成为小朝廷“中兴”的一种点缀。赵昚受这种气氛的影响，爱好书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曾自称“无他嗜好，或得暇，惟读书写字为娱”（马宗霍《书林纪事》）。在书法上，赵昚秉承家法，并有机会得到赵构的亲授，故明陶宗仪在《书史会要》中说：“孝宗书有家庭法度。”这件草书《后赤壁赋》卷结字循规蹈矩，草法纯熟而严谨，笔画秀劲匀整，笔意圆润，行笔圆转流畅，又具有沉着遒劲的韵致，颇具流畅而能浑厚、飞动而兼沉着之美。作品通篇气象浑穆，一气呵成，可见书者书写时神完气足、兴致清畅。面对此作，我们仿佛看到赵昚把笔濡墨，在那一段磁青绢上舒心挥毫，营造出一片春云浮空、卷舒起伏、变化多端的图景。此作虽为草书，读之却使人感受到不温不火、从容自如的大将风范。赵昚书法无连绵苟且之习，用笔起讫分明，笔笔清楚，字字独立而气脉连贯，易于辨识。我们可以从中抽出单个的字来一一欣赏，即便脱离整幅的语言环境也不碍观瞻。赵昚此卷有自家面貌，但也渊源有自，从笔意、字势中均可看到唐、宋书家对他的影响。注重法度是赵昚书法之长，这与苏轼主张“真生行，行生草，真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”是一致的。世云“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”，是就唐与宋的整体书风而言的；倘若专论草书，宋人也是“尚法”的。赵昚书法即可印证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