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经行书册

所属分类:古代碑帖集

 

赵孟頫《心经行书册》 纸本,册页 辽宁博物馆藏

附录:尊古而生新
撰文/刘宗汉
转自《中华遗产》2004年第2期
旧时训幼童习字 首要从欧、柳、颜、赵四家楷帖中择一而临, 打好基础,成人后,或改习他家,或沿袭所学继续发展。其中 “赵” 就是元代赵孟頫。

赵孟頫(1254—1322),字子昂。号雪松道人.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。南宋高宗无子,过继这一宗支的赵慎为子,并传以皇位,是为孝宗。这样,赵孟頫的祖上在南宋得以世为大官。他本人19岁时.即任真州司户参军。宋亡后,在家读书力学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(1286),经程钜夫推荐入仕元朝。赵孟頫仕元后,从儒家思想出发,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,大部分为元世祖所接受。但赵孟頫的意见,往往遭到蒙古大臣的反对。元代是一个以蒙古人、色目人为统治基础的国家,礼遇汉人知识分子、部分接受汉人的意见,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需要,一旦矛盾尖锐,皇帝必须偏袒蒙古人。这使得赵孟頫惴惴不安,便在至元二十九年改求外任。此后,直至英宗至治二年(1322)去世,虽然一度还朝,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省任职。赵孟頫在元代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.死后追赠魏国公。

赵孟頫在书画两方面,都有很高成就。从这里介绍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。

《心经》册页装,3开。第1开前1开,是白描观音大士像。第3开后第1开.是白描韦陀像,后面第2—3开是明王稚登、清张英、张照、励宗万等人跋和原梁清标题签。每单开纵288厘米,横108厘米。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,有“炼雪鉴定”、“晴岚居士”等印。乾隆时入清宫,有乾隆、嘉庆、宣统内府藏印。《心经》原为手卷,入清宫后改为册页,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。《心经》前后的《观音像》、《韦陀像》是清人所绘。著录于《秘殿珠林续编》。

这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是赵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。它运笔自如,清润流畅,自成面貌,但细分析起来,却又感觉它笔笔字字都自有来历。我们知道,宋代书画艺术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。马远、夏珪末流的画风,大多空阔粗疏,韵味全无。书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动神韵,传世的赵孟坚《自书诗帖》、文天祥《木鸡集序》,都说明了这种情况。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赵孟頫,力图矫正时弊,有所作为。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托古改制一样,他在书画上,也以提倡“贵有古意”,来振兴颓势。在书法上,他用心临摹钟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、智永的字帖,力求从魏晋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。但宋末元初时,已没有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。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,与钟、王、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。这样,赵的书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,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。加之晋人席地而作、悬空书写,与元代端坐高椅、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,书写效果判若有别。这样,赵孟頫虽主观上追摹古人,而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种貌似古人的新的书风。赵孟頫一心尊古、规模古人点划的临帖方式,对明清以来的书学影响很大。至于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,创造出一种别于欧、柳、颜体刚性楷书的柔性赵体楷书,则因其适应性强,大可书写匾额,小可誊录殿试大卷,影响就更大,试看元代刻书一律通行赵体,就可知赵字的风行程度了。

赵孟頫所写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非只一本,此册是写给中峰和尚的。中峰释名明本,号中峰,元代高僧, 主持吴兴弁山幻住庵。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禅师。圆寂后谥普应国师。中峰小赵孟頫九岁,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。自北朝以来,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。但所写经卷。均用楷书,赵孟頫用行书写《心经》。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。

本册明王稚登跋说:“赵魏公平生好写佛经、禅偈,余所见甚多,指不可盛偻。盖其前身当是高僧,故津津于竺乾妙典,不一书而足也。”其实,在元代这一特殊的朝代,知识分子,不论是在野的,还是出仕的,精神都是有些苦闷的。他们或逃禅入道,或寄情山水,甚至流连风月,作为书会才人,编写杂剧。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。至于赵孟頫,一方面,因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,受到遗民鄙视;另一方面,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挤,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:“往事已非那可说,且将忠直报皇元。”在这种心境下,他写过一首《罪出》诗,说:
在山为远志,出山为小草。
古语已云然,见事苦不早。
谁令堕尘网,婉转受缠绕。
昔为海上鸥,令为笼中鸟。

一个“笼中鸟”向空门寻些寄托,与其前身是否高僧,恐怕没什么关系。更何况赵孟頫还写过《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经》这类道教经典,那就更与高僧无关了。王稚登是晚明所谓“山人”之流。当时人沈德符在所著《万历野获编·山人》中。对王曾加以讽刺。此册王跋之陋,足证沈的讽刺是颇有道理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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