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启相(1619—1679)当代学者、书画家饶宗颐先生在他的《论书十要》中说：“明代后期书风丕变，行草变化多开新境，殊为卓绝，不可以时代近而蔑视之。”欣赏丁启相的书法作品，便会深切感受到饶先生的话是对的。
明朝书坛，基本上是在赵董书风的笼罩下，软媚甜俗，纤弱秀润，书家竞逐提按衄飞的笔下技巧，玲珑小巧有余而阳刚大气不足，从而使书坛笼盖一种靡弱纤巧的风气。明末以傅山、王铎、黄道周、倪元璐等人为代表，冲破赵董书风的藩篱，向唐宋以前的两晋书风汲取营养，甚至将篆隶书的笔法笔意引入行草书，使书风有了很人的改观。
清初书家丁启相，其书风也受到王傅倪黄等人的影响。唐诗五律轴作于1669年(清康熙八年)，此时距王铎辞世不过几十牛，王铎书风在书坛的影响，在丁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。从总体上看，此作用笔以方折为主，不刻意追求提按，有明显的篆隶笔意，如“图”、“园”、“翰”、“墨”、“政”、“窃”、“美”、“歌”等字，中锋行笔，线条圆劲，骨力内含，如锥画沙，极具张力。 此外，有些提按较为明显的字也是笔沉墨实、气力内(*)，暗转劲折，如印印泥，并无虚浮张扬之气，如“西”、“讲”、“酒”、“载”等字。总之，以篆隶笔意入行草，构成了此作的第一个特点。
此作的第二个特点是：风格的内敛含蓄，这有两方面的表现。一是指他的用笔藏多露少，隐迹灭端。此作在起笔时注重逆藏，极少露锋，除了从上字的收笔处牵丝引带、笔断意连者，如“羹”、“深”的首笔，“诵”、“讲”的第二笔等之外，未见一处是露锋下笔的，收笔出锋者也极少。这就自然构成此作用笔含蓄的特点。另一方面，此作在结体上也以收束紧结、含蓄蕴藉为尚，结字多用王羲之、米芾的“花篮型”体式，即上部开放，下部收缩如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，如“府”、“墨”、“酒”、“载”、“竭”、“为”等。这种体势的长处是热情、奔放而有节制，为情绪的宣泄和行气的畅贯留有充分的余地，同时也便于后面的字的牵丝引带。但这种体式在本作中不是惟一的。除了此种，还有上收下放的“金钟式”，如“林”、“闻”、“政”、“天”等，以及不收不放，平正雍和的体式，如“壁”、“讲”、“窃”，“歌”等，使此作在体式风格上显得多姿多彩。
第三个特点是节奏鲜明、行气畅贯，每行中自然形成若干节奏段落，既各自独立，又互相连贯。以第一行为例：“东壁图”三字为一个节奏段，居全篇之首，虽各自独立，但如三个引人注目的强音符，引领全篇。“书府”为一个节奏段，“西园翰”为一个节奏段，“墨林”为一个节奏段，“诵诗闻”为一个节奏段，“国政”为一个节奏段。最后“讲”字以强音符断后，与起首遥相呼应。各节奏段或二字、或二字，疏密长短，参差错落，随缘自适，自然合体。
不足之处主要是，此作从总体上看过于平稳，没有大的感情起伏，没有强烈的反差对比，一如缓缓流淌的溪水，淙淙汩汩，波澜不惊，雍容闲雅，因而也缺乏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效果。和王铎、傅山等人作品中那一泻千里，掀天动地的奔涌和宣泄相比，此作显得过于平淡，这也许与书写的内容有关。然而从审美格调上讲，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赵董书风的影响。明末王铎、傅山等人的变革，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然而并未在书坛上形成主流地位。尤其在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的推崇下，赵董书风仍然笼盖书坛，从丁启相此作中，便可见清初书风之一斑。

唐诗五律轴
188*52厘米
 

雍容闲雅 含蓄蕴藉
——丁启相行书诗轴赏析